吉里·列维（Jiri Levy, 1926-1967），前捷克斯洛伐克翻译理论家，尼特拉学派（Nitra School）代表人物之一。他与米科（Frantisek Miko）、波波维奇（Anton Popovic）等前捷克斯洛伐克学者一起，以尼特拉教育学院为基地，以俄国形式主义者以及布拉格语言学派的一些著作为起点，对文学翻译特点展开研究。他们关注翻译中“文学性”的保留、翻译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并致力于从文体风格的角度描述译本与原作的差别，根茨勒指出其研究方法已“初显描述性倾向”。可惜，列维和波波维奇相继英年早逝，这一学派遂趋于沉寂。
列维的代表作有《翻译的艺术》（1963）、《翻译是一个作选择的过程》（1967）、《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1969）。列维较早地提出，“翻译理论倾向于规范性，但实际的翻译过程却是语用的”，突破了单纯语言角度的束缚，开始意识到译者的行为是受历史和社会语境制约的，翻译表达出民族传统之间或文学时期之间的诗学差异，对翻译的特定规范和态度决定着翻译方法的采用。
《翻译是一个作选择的过程》是列维最有影响的文章，收录在《雅科布逊纪念文集》第三册中。列维首次将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语言游戏”概念应用于翻译研究，将翻译过程看作译者不断进行选择的过程，“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受前面所作选择的影响，并受这些选择导致的后果影响”。通过采用博弈论的一些概念和研究方法，列维在文章中试图展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通过“界定性规则”（definitional instruction）和“选择性规则”（selective instruction）对备选项进行圈定和筛选。列维指出，分析特定目标文本中翻译选择的等级将有助于更清楚地了解“文学作品中各种因素的重要程度”。
列维又进一步指出，译者的选择不是随意的，而受其记忆和美学观的影响。译者“往往采取一种悲观的策略，不愿意接受那些价值上超出自己语言或美学标准限度、甚至可能引起读者不快反应的解决方案”。在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中，译者会下意识地采用“最小最大策略”（minimax strategy），即以最少努力达到最大的效果。
列维的“翻译是一个作选择的过程”这个观点是对翻译过程研究的重大突破，凸显了译者的权利与责任，对他同时期以及以后的研究者都有相当的影响。霍尔姆斯将列维的翻译选择阐释为“遭遇”（confrontation）与“解决”（resolution）双平台模式，指出翻译过程中进行着连续选择的译者，不仅面对着源文本，头脑中还要勾画着译本的蓝图，因此翻译就涉及语言、文学传统和文学互文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Homles, 1988:35）。威尔斯（Wilss, 1994）也对列维提出的选择进一步进行了完善，指出译者的选择要同时考虑宏观和微观语境，选择还涉及四个方面的因素：译者的认知体系、知识结构、与委托人或原作者对译作具体要求的认同感以及对文本的熟悉程度。图里（Gideon Toury, 1996）则发展了列维的概念和观点，从行为主义的角度尝试描述译者每一步选择背后的各种规范。目前一些学者（Krings, 1986）还采取有声思维（Think-Aloud Protocols）的实验方法进一步探讨译者翻译过程中的选择问题。
天津翻译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