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德是19世纪英国文学唯美主义最著名的代表，既是小说家、戏剧家，又是小品文作家、政论家。他的主要作品有：诗歌《诗集》（1881），童话故事《快乐王子》（1881），短篇小说《阿瑟•萨维尔勋爵的罪恶》（1891），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1891）及论文集《意向》（1891）；剧本《温德梅尔夫人的扇子》（1892），《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1893），《理想丈夫》（1895），《莎乐美》（1893）及代表作《认真的重要》。王尔德是一个极其矛盾的人：意欲叛逆，却坠入无以自拔的唯心主义；旨在求生，却转为颓废消极；反叛自然主义，某些方面却比自然主义更甚。他的文论纯属另类，既不严谨，还常与自己创作背道而驰。但正是这种复杂的矛盾却蕴含着可供选择的财富：人道主义基调与注重想象、艺术美的合理内核。所以当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时候尔德自然地成为人们的选择。五四前后，王尔德的名字为文学界所熟悉，仅仅译名就有淮而特、崴尔德、外尔德、皇尔特及王尔德多种。
最初被介绍到中国来的王尔德，是一个童话家。1909年2月刊于周氏兄弟合译 《域外小说集》之首的《安乐王子》是王尔德第一篇汉译作品。故事中的安乐王子是一座高耸于市中的贴金铸像，他目睹人间苦难，虽心为铅，不能无动，遂把自己所有饰物金片---奉送穷人，严冬中安乐王子冻裂了自己的铅心，市长和议员们毁掉铸像，各自争先再铸自己塑像。故事传达出王尔德对现实的关注与对穷人的深深同情。周作人介绍此作正是因其“甚美妙、含讽刺”，“持有人道主义倾向”。
此后，王尔德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剧作家频频出现在《新青年》、《新潮》等刊物上。如1915年载于《新青年》的薛琪瑛译剧本《意中人》，1916年载于《新青年》的陈嘏译剧本《弗罗连斯》；1918年12月始载于《新青年》的沈性仁译剧本《遗扇记》，1919年载于《新潮》的潘家洵译剧本《扇误》。《新青年》的编者对王尔德大加推崇。1915年曾以“记者识”名义，简介了王尔德生平、思想。对王尔德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无用之妇人》、《热情之重要》、《意中人》和《莎乐美》五部戏剧评价甚高。认为“世之崇拜王氏者，以是五剧故”。接着，在《新青年》一卷三号封面上，刊登了王尔德的画像。主编陈独秀在载于该期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又将王尔德与易卜生、屠格涅夫、 梅特林克并称为“近代四大代表作家”。然而，五四前的介绍者，只认识作为童话家、 戏剧家的王尔德的人道主义和反抗斗争的侧面，对他的唯美主张，虽略有提及但未引起重视。有的译者对此ー无所知。误认他为“著名的自然派文学大家也”。
1920年4月，上海《国民日报》刊载了《萨洛阳》即《莎乐美》。1921年3月15日出版的《少年中国》第2卷刊载了田汉译的《沙乐美》。据不完全统计。这三年之内仅王尔德童话译作就有六篇十二种译本。长诗《莱顿监狱之歌》、散文《青年的座右铭》 及多篇散文诗也都有了中译。
1924年戏剧协社将《少奶奶的扇子》一剧搬上舞台，从而引发一阵“王尔德热”那年年初洪深鉴于《温德梅尔夫人的扇子》“虽有两种译本，但皆不合表演”的状况，借鉴欧美等国“改译之例”，将此剧改译为《少奶奶的扇子》。改編后的剧本，人物，事件都移到中国，故“地名人名、以及日常琐事，均有更改，惟全剧之意旨精神，情节布置，则カ求保存下来”。4月，经洪深亲自导演，此剧在上海与观众见面，受到热烈欢迎，戏剧协社曾再三增加场次。茅盾等都看过此剧。几乎所有观众人人称赞《少奶奶的扇子》。各处剧闭和学校也都采用洪深的本子，出演多次。明星影片公司起用洪深为编导，将此剧搬上银幕，更促进了此剧的风行。直到1930年，上海培成女校还在表演此剧。
在中国上演的另一部王尔德的剧作是田汉译的《莎乐美》。1927年秋后，田汉吸引大批文艺界知名人士，如郁达夫、徐志摩、欧阳予倩、洪深、徐悲鸿、周信芳等，共同倡导“在野的戏剧”。并为《莎乐美》配备了最強的阵容。1928年冬至1929年底，田汉亲率南国社，先后在上海、杭州、南京、无锡等地巡回演出，使该剧名噪一时。
与此同时，中国还发表了大量评述王尔德及唯美主义的译文。如梁愚春译《王尔德》(Robert Lynd作）、徐懋庸译《王尔德》（纪德作）、高明译《现代英国文艺思潮》（横川有策作）。这些译文主要从文学、社会发展、哲学渊源、思潮流变等方面介绍、评析王尔德文学美学的内容及产生原因。在译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几乎所有的介绍者，都对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提出了批判。
中国王尔德的研究几乎与翻译同步，因为散见于诸家译本的前言，后记都对王尔德的作品及创作思想有不同程度的介绍和探究。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刊载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第12卷5期）上的《王尔德评传》，作者沈泽民。《王尔德评传》详细介绍了王尔德的生平，还特别分析了《莎乐美》。接着张闻天、汪馥泉为介绍王尔德的《狱中记》撰写了《王尔德介绍》长文，连载在1922年4月3日至18日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后收入《狱中记》，于1922年12月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文章不但详细介绍了王尔德的生平，思想、作品，并且作了分析，特别是唯美主义。这两篇文章都有失偏颇，但在当时又都有一定的代表性。要求变革，正是五四新文学先驱者的意愿与奋斗目标。这点，恰好与王尔德的创作思想契合，所以要欢迎王尔德。赵景深曾在《文坛旧忆》（北新书局，1948年4月）一书中回忆道：“王尔德在我国文艺初期的确走过一阵红运，几乎他所有的著作都有了中译本，例如田汉译《莎乐美》，张天闻等译《狱中记》，穆木天译《王尔德童话》，洪深改译《少奶奶的扇子》，孔襄我译《同名异娶》等，零星的译文还不在内，至于杜衡译《道灵格雷的画像》，巴金重译《自私的巨人》之类，那却是最近的事了。”
因此，王尔德在二三十年代对中国戏剧界的影响也可想而知了。郭沫若在五四时期主张“艺术的本身是无所谓目的”，“只是天才的流露”。正是王尔德唯美主义艺术观点的翻版。郁达夫更直率地表示“我却承认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郭沫若在所作《王昭君》ー剧中，有明显刻意模仿《莎乐美》的写法。
翻开欧阳予倩的翻案剧《潘金莲》，我们不难从剧本的名字到内容都看到《莎乐美》的影子。尤其从“崇拜力与美”的“新女性”潘金莲身上，看到中国式的莎乐美精神。另一例子是向培良的剧本《暗嫩》。此剧不仅主题，艺术表现，甚至取材都同于《莎乐美》。
抗战以后，由于形势剧烈变化，各种兴盛一时的现代主义介绍浪潮逐渐衰弱。王尔德译介的鼎盛期已经过去，但还没销声匿迹。40年代译介王尔德作品的主要人物当数巴金。巴金早在20年代就“起过翻译英国诗人奥斯加、王尔德的童话的念头”。1942年3月中旬，他由桂林赴重庆，随身携带的就是一本王尔德的童话集，并从此开始将王尔德《自私的巨人》等九部童话、《裁判所》等七篇散文诗陆续译出。这些作品中有三分之一是首次中译。大部分刊登于桂林、上海等地的文学刊物上。最后结集为 《快乐王子集》出版。同时，译介文章也重新出现，如李联译《王尔德的悲剧》（Mon- taguo Summey作），钟岳年等作《王尔德》。
50年代以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内，王尔德作品的译介几乎全停止了，与二三十年代形成强烈的反差。只有巴金在40年代译出的《快乐王子集》于1955年和1957年，由上海平明出版社两次印刷。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重新出版巴金的《快乐王子集》，1983年花城出版社出版钱之德译《王尔德戏剧选》。1988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姜允麟译的剧作《灵魂的毀灭》。90年代以后， 尤其是90年代末王尔德的作品重又受到中国译界的关注。二三十年代翻译的剧本都先后有了复译本，其中《道连•葛雷的画像》有4种复译本，复译最多的当推《王子童话集》（有的译《快乐王子》或《王子童话故事》），共有15种左右。一直无人问津的小品文也有了张介明的译本《王尔德读书随笔》（上海三联书店，1999)。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文学出版社于2000年推出了《王尔德全集》，六卷，这套全集收齐了王尔德的全部作品,也是我国迄今惟一的《王尔德全集》，该集第一卷《小说量 话卷》（荣如德、巴金译）。第二卷《戏剧卷》（马爱农、荣如德译）；第三卷《诗歌卷》（黄杲圻等译）；第四卷《评论随笔卷》（杨东霞、杨烈译）；第五、六卷《书信巻》（苏福忠等 译，共收信1098封）。
近50年来中国对于王尔德的研究，虽谈不上是空白，因为散见于有关刊物的论文还是偶有谋面，但研究的力度，深度和广度是远远不够的，至今也未有专著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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