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位于中美洲，虽然它是拉丁美洲的一个小国，但是古巴文学在拉丁美洲文坛上却并不示弱。它产生过何塞•马蒂和尼古拉斯•纪廉这样的大诗人和阿莱霍•卡彭铁尔、卡夫列拉•因凡特、莱萨马•利马这样著名的小说家。因此我国一向对古巴文学比较关注。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就对巴古的两大诗人有所注意，并及时地把他们介绍给中国读者。1953年，我国举行了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纪念大会，其中就包括马蒂• 何塞•马蒂（1853-1895)。他是古巴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为古巴的独立与解放事业献出了毕牛的精力最后牺种在战场上，但同时，他更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在艺术主张与诗歌创作上，堪称现代主义的开路先锋。他是西班牙语世界中第一位现代主义者，但同时与其他某些现代主义作家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不同，又超越了现代主义的局限，他的艺术创作与古巴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命运息息相关，他的作品既是古巴的又是美洲的，既是现代主义的，更是具有永恒生命力的，他在拉丁美洲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会后专门出版了一个《纪念何塞•马蒂》的文集，以介绍马蒂的生平。同时，《译文》杂志社也与同年第9期刊登了翻译家叶君健译的马蒂《诗五首：给玛丽娅•露易莎》等。
随着80年代后我国对古巴文学的再次重视，又译介了马蒂的一些诗歌，有孟继成、赵振江、江志方等翻译的《我的骑士》、《我是一个诚实的人》、《我渴望着》、《你的匕首有什么要紧》、《我的诗篇》等五首，均载198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拉美抒情诗选》中。
1983年，朱景冬翻译了他的一个短篇《黑布娃娃》，收入1983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拉美儿童小说选》。1988年赵振江翻译了他的《两个祖国》等5首诗，收入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拉丁美洲历代名家诗选》。该社在1990年出版的林方仁编的 《拉丁美洲散文选》中，也收入了马蒂的散文作品，有陶玉库译的《美洲古代人类反其原始艺术》和《我的种族》，吴健恒译的《三位英雄》和李显荣译的《我们的美洲》，这些作品都较好地反映了作者的创作风格。
同时，我国对古巴当代另一著名诗人尼古拉斯•纪廉也给予了同样的关注。20 世纪20年代，随着经济危机和马查多独裁统治加剧，古巴的社会政治问题日益尖锐，这个时期出现了黑人派运动，其代表作家就是纪廉，他们运用黑人民间诗歌的韵律，以黑人生活作为题材进行创作。我国对纪廉诗歌的译介也始于50年代。最早是《译文》杂志社对他的诗作给予介绍的，1953年第9期上刊登了孙玮译的《我不愿当一个这样的兵〈外一首：关于卡拉巴里奥的歌〉》（孙玮译）。1957年《译文》第2期刊登陈用仪译的两首诗《坎塔里索之歌》和《危地马拉之歌》。该杂志1958年第11期又刊登周剑卿译的《姓名》和柳鸣九译的《城墙》。随着1959年古巴获得独立两国建立友好关系之后，古巴文学在中国出现一股热潮，翻译了多本诗集，这其中有亦潜译的纪廉的诗集《汗和鞭子》、《纪廉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9）和凌柯译《愤怒与战斗》 (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但80年代后的新时期，对纪廉的作品译介得并不多，只有陈光孚译的《不知道你如何想》（载于《拉美抒情诗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和赵振江编译的《我的小姑娘》等五首，收入1988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拉丁美洲历代名家诗选》。
除了上述提到的两位著名的诗人以外，古巴文学的译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50年代，随着中古关系的建立、两国间文化日益加强，我国出现了一股异乎寻常的 “古巴文学热”。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诗集就有5部，除马蒂和纪廉诗集外，还有赵金平译的《哈斯的为了这样的自由》（赵金平译，作家出版社，1964)，20年代后的罗德里格斯的《中国人民的手》（作家出版社，1964）；短篇小说集3部：卡斯蒂里耶诺斯的《旗帜集》（维益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卡斯柯洛的《吉隆滩的人们》（郑小榕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卡尔多索的《幸运之轮》（赵清慎等译，作家出版社，1964)；剧本一部，陈尔丰索的《甘蔗田》（英若诚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长篇小说一部，普伊格的《贝尔蒂雄166》（于之汾译，作家出版社，1962)；中篇小说一本，加西亚的《志愿女教师》（静言、志良译，作家出版社，1964)；还有一部文学史，波图翁多的《古巴文学简史》（王央乐译，作家出版社，1962）等。可以说，五六十年代对古巴文学的译介可谓硕果累累。涉及的作家与诗人少说也有50多位。散载于报刊上的各类作品至少120多篇。
第二阶段是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翻译作者对古巴文学给予再一次重视。各类体裁作品相继被介绍给中国读者。首先译介的是古巴现实主义小说的开拓者，19世纪著名作家西里洛•比利亚维德的长篇小说《塞西莉亚姑娘》，由潘楚基、管彦忠译，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正如译者在前言中指出的：“《塞西莉碰姑娘》是古巴文学史上一部重要古典长篇小说，也是19世纪拉丁美洲文学中的一 部杰出作品，它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思想、种族等各方面的深刻矛盾， 已经成为古巴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这部作品被拉美文学评论界认为是“占巴风俗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并且由此开创了古巴现实主义文学的道路，无疑，它的出版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古巴人民的历史和文学。这一作品1986年还同时出现了另—个译本，毛金里、顾舜芳译的书名为《塞西莉亚•巴尔德》（又名《天使山》），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时期译介的另一部重要的作品是江禾译的当代拉美著名“神奇现实主义”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的中篇杰作《人间王国》，载《世界文学》1985年第4期。全书由 《序言》和四个部分组成，作品以18世纪法国殖民统治下的海地的历史为背景，采用神奇的现实主义手法，生动地再现了海地人民的独立革命斗争。其艺术特点在于作者认为可以把社会和历史现实放到以印第安文化和非洲黑人文化为基础的魔幻而神奇的氛围中加以表现，因而他大胆地把幻想与现实，人的世界与神话世界，荒诞不经的现象与极为真实的生活细节交织为一体来表现，因此他被称为“神奇现实主义”作家。 他的这种小说的新手法新技巧使中国读者感到耳目一新，为作家们提供了借鉴。与此同时，卡彭铁尔的短篇小说也译介不少。有沈根发译《返本归源》（载《拉丁美洲名作家小说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韩水军译《避难权》（《外国文艺》1987年第6 期），王玉林译《圣地亚哥之路》、《返源旅行》和《如同黑夜》（《外国文艺》1991年第1期），赵铭贤译《阴森可怕的差事》（《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 等。1993年11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卡彭铁尔作品集》，其中收入了《光明世纪》和《消失了的足迹》两部小说。这部作品集由刘玉树（某经济杂志主编，对外经济贸易部副译审）和贺晓（本名刘晓眉，北京外国语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教授）共同翻译。
80年代还译介了另外一部长篇小说，卡里翁著的《不体面的女人》，作者以自然主义的手法抨击了资产阶级道德观，反映了下层社会的苦难生活。由江禾译，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
其他作家的短篇小说译作有：张瑞译拉•菲雷拉的《九点钟的约会》（《外国文学报道》1985年第2期），沈根发译米•巴内特的《拉切尔之歌》（《外国文艺》1987年第 6期），毛全里译埃德诺埃斯的《热带奇遇》（《外国文学》1983年第4期），吴玉天译贝尼特斯•罗霍的《未熟的果实》（《作家》1988年第12期）。还有何•玛•埃雷迪亚 (1954—)的《一个强盗的爱情》和埃•博巴迪利亚的《忌妒》（朱景冬译，《拉丁美洲爱情小说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等。埃雷迪亚是拉丁美洲杰出的诗人，其诗歌具有新古典主义和早期浪漫主义两个流派的特点，但他的诗歌译介得很少。1989 年5月，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还出版一本由张福生译的《古巴民间故事》。
散文方面有：199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方仁编的《拉丁美洲散文选》中除马蒂之外，还介绍了另外两位不同时期作家的作品：一是董燕生译的当代古巴名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的《美洲一瞥，大草原——洪荒世界》；另一是赵振江译的马蒂同代的胡里安•德尔•卡萨尔的《鲁文•达里奥》。
诗歌方面作品，主要是由赵振江翻译的帕尔玛的《小溪》（载《拉美抒情诗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1988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赵振江编的《拉丁美洲历代名家 诗选》中收入了埃雷迪亚的《在乔卢拉的神坛上》和《流亡者之歌》、女诗人阿维利内达的《离开祖国的时候》和《日暮沉思》、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塞内亚的《菲德利娅》等四 首和毕尔内的《我的旗》和《思乡》等。
我国对古巴文学的评论与研究，总体来说可以从译介古巴文学这两个阶段来看： 最早新中国成立初期报刊上评价马蒂、纪廉及其诗作的文章只有五六篇，但自50年代末出现的“古巴文学热”之后，除了对古巴文学各类体裁都有相当的数童的译介之外，对古巴文学的评论与研究也纷纷见诸于各类报刊上，总计约有50余篇，其主要内容是对古巴文学概况、对翻译过来的十几位作家作品的评价。这些文章大都刊登在《世界文学》、《人民日报》、《文艺报》、《解放日报》、《中国青年报》、《戏剧报》、《光明日报》、《人民文学》、《大公报》等报刊上。第二个阶段，也就80年代之后，情况有所不同，相对来说，这一时期的特色是翻译的作品比较多，而评论较少，研究方面更是薄弱。这一 时期只见朱景冬写了三篇文学评论：《古巴革命后的短篇小说创作》、《当代古巴戏剧概况》（分别载《外国文学动态》1982年第9期和1985年第6期）和《卡彭铁尔与“神奇的现实”》（《文艺报》1987年4月4日）等。朱景冬还译了一篇罗嘉写的《“如果没有非洲，新大陆的命运又将如何”？——评西里洛•比利亚维尔德及其作品》，1989年发表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学的奇葩》中。
天津翻译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