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芥川龙之介作品在中国的译介
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作家之一，芥川龙之介（1892—1927）号柳川之介，俳号我鬼，1892年3月1日出生于东京，因生于辰年辰月辰日时，乃名为龙之介。又因“介”与“助”的日语发音相同，因而，一度自称龙之助。芥川龙之介也是日本文学史上—个重要的流派——新理智派的代表人物。同时，他也是世界短篇小说的巨匠。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译介了大量的芥川的作品（主要是小说）。
《鼻子》是芥川龙之介最精彩的作品之一，也是第一篇被译介到中国的小说。翻译者是鲁迅，译文发表在1921年5月13日的《晨报副镌》上。《鼻子》讲述了一个古代和尚因为自己的畸形的长鼻子而遭人嘲笑，内心痛苦万分。当他终于将鼻子治短，心想这回该不会再有人因为鼻子而嘲弄他了吧，却受到了别人更加露骨的嘲笑。后来，鼻子又恢复了原来的畸形样，和尚却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鲁迅在译文前附了题为《〈鼻子〉译者附记》的短文。阐明了他之所以翻译《鼻子》是因为：“芥川氏是日本新兴文坛中一个出名的作家。”“他的作品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已达后的不安，或是正不安时的心情。这篇便可以算得适当的样本。”同吋，鲁迅还因为虽然芥川小说的表现手法：选材陈旧，“老手的气息太浓厚”，然而，这些缺陷与“中国的所谓滑稽小说比较起来，也就十分雅淡了。我所以先介绍这ー篇。”同年，鲁迅又把《罗生门》译出，发表在《晨报副镌》6月14日-17日。《罗生门》讲的是ー个被解雇而走投无路的仆人，正在思考“是饿死，还是当强盗”时，发现一个老太婆在拔死尸上的头发去卖钱。他便上前制止，不料老太婆却反驳道“不这么干，就要饿死”。一句话，让这个仆人在饿死与当强盗的犹豫中有了选择。于是，他一脚踢倒老太婆，抢了她所有的衣物，扬长而去。小说通过两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人的心理变化过程及行为，掲示了人的求生存的本能，同时，也向人们揭示了正义与犯罪之间的界线其实是非常微小的。鲁迅在 《罗生门》的“译者附记”中写道：“这ー篇历史的小说（并不是历史小说，引者注）也算是他的佳作，取古代的事实，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 …… ” 1923 年，鲁迅将这两篇译文收在他与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里。自此至1927年的五六年时间里，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再没有被译介到中国。1927年芥川龙之介自杀， 对日本文坛造成了剧烈的冲击，中国文坛也受到了震动。从1927年到40年代，中国文坛掀起了一股译介芥川作品的高潮。上海的《小说月报》于1927年在9月十八卷九期上，开设了《齐川龙之介专辑》，首先掀起了译介芥川作品的高潮。在该专辑上，选择了芥川的十篇小说,即胡克章译《龙》，顾寿白译《影》，夏韫玉译《奇谭》，江炼百译《地狱变相》，夏丐尊译《湖南的扇子》，郑心南译《南京的基督》，谢六逸译《阿富的贞操》，周颂久译《开通的丈夫》，郑心南、梁希杰译《开化的杀人》，黎烈文译《河童》。 另外，还有郑心南的《齐川龙之介》和《齐川龙之介年表》。在《齐川龙之介专辑》的十篇小说中，尤以《龙》、《地狱变相》和《河童》为芥川作品中的珍品。
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版的第一种芥川龙之介的作品集是汤逸鹤编选翻译的《芥川龙之介小说集》。汤逸鹤（1900—?)，陕西汉阴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曾留学于日本。 回国后致カ于日本文学作品的翻译。《芥川龙之介小说集》是1928年7月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书中收译了芥川的11篇短篇小说。如《一块土》、《南京基督》、《黑衣圣母》、《阿格尼神》、《魔木》、《山鸭》、《金将军》、《弃几》、《女》、《蛛丝》等。这是汤逸鹤的第一本译作。
《河童》由作家，法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翻译家黎烈文（1904—1972）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内中收有《河童》和《蛛丝》（也译成《蜘蛛之丝》）两篇。黎烈文是中国文学家中对芥川龙之介给予最高评价的一位。我们可以从他的《海上哀音---闻齐川龙之介自杀》（1927年8月，《文学周报第279期》）一文中看出，他对芥川龙之介的崇敬。“……在新思潮派的三柱（菊池宽、久米正雄、芥川龙之介）中，我最景仰的是芥川氏。不但如此，在现代日本许多作家，我最爱读的也就是芥川氏的作品。”黎烈文喜爱芥川作品还可能因为“芥川氏创作严谨”之故。《河童》可说是芥川龙之介作品中的珍品，它一问世，就受到了黎烈文的重视，因而，《河童》问世不久，就被黎烈文翻译了过来。《河童》是篇寓言体小说。小说通过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嘴，对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给予尖锐的抨击。1936年，黎烈文又将《河童》再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继汤逸鹤的《芥川龙之介小说集》后，第二个选译芥川作品较多的本子是1929年5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鲁迅等翻译的《芥川龙之介集》。《齐川龙之介集》共收小说8篇，附录两篇。如：鲁迅译的《鼻子》、《罗生门》；夏丐尊译的《秋》；方光焘译的《袈裟和盛远》、《手巾》；章克标译的《薮中》；夏丐尊译的《南京的基督》、《湖南的扇子》，两篇附录分别是夏丐尊翻译的《中国游记》和沈端先翻译的《绝笔》。
著名诗人冯子韬（乃超，1901-1983）也是芥川龙之介作品的重要的翻译家之一。1931年，他的《芥川龙之介集》由中华书局出版。该集中选译了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母亲》、《将军》、《河童》和随笔《某傻子的一生》。1940年，上海三通书局出版了冯子韬翻译的《某傻子的一生》（另收《将军》和丘晓沧译的《猴子》）。冯子韬翻译了芥川的作品，似乎并不是因为推崇芥川的作品而推广之，宣传之。相反，冯子韬对芥川的作品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芥川“耸动”中国文坛，“大约是他的自残而不是他的作品”，作品表现的也只不过是一种“时代特色的纪录”，这样的作品读起来只会让人“打哈欠呢”。冯子韬既然对芥川的作品作出如此否定的批评，但为什么又要将他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究竟是出于批判之目的，还是因为芥川“耸动”了当时的中国文坛，因而，自己也要赶赶潮流呢？或者，还有些其他什么原因，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总之，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对芥川持批评态度的，并不止冯子韬一人。还有如评论家、翻译家韩侍桁、作家巴金等。
芥川龙之介的文学生涯虽然短暂，仅仅13年，然而，他却写下了148篇中短篇小说、55篇小品文、66篇随笔以及不少的评论、游记、札记、诗歌等。芥川的死不仅为以芥川文学为代表的大正时代文学画了句号，也成为日本近代文学结束的标志。1935 年，以菊池宽为首的《文艺春秋》为纪念芥川及其文学成就，设置了“芥川文学奖”，每年两次评选颁奖，此后，它始终是日本文坛公认的声誉颇高的纯文学奖。
2) 菊池宽作品在中国的译介
构成新理智派的两个重要作家，一个是芥川龙之介，另ー个就是菊池宽（ 1888— 1948)。菊池宽的创作以戏剧为主，小说次之。理所当然，菊池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也就分成戏剧和小说两大类别。同时，又因为菊池宽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戏剧的创作上，因而，中国对菊池宽作品的翻译，也主要体现在戏剧上。
菊池宽在艺术创作上，其主张与同是新理智派的主要作家芥川龙之介却有着很大的区別。菊池宽主张“生活第一，艺术第二”，推崇求理智与情感的调和，信奉小市民式的生存哲学，因而，其作品多是通过市民的生活来表现理智和情感，极富人情味。
最早翻译菊池宽小说的是鲁迅。1923年，鲁迅将已在《新青年》等杂志上发表过的《三浦右卫的最后》和《复仇的话》收进《现代日本小说集》中。这两篇小说都取材于历史。《三浦右卫的最后》讲的是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小武士，被别的武士捉住后，面对死之威胁时，由于他表现出了懦弱、怕死，先是被武士们嗤笑贪生怕死，继而被惨忍地先砍手、后砍脚、最后砍头，一点一点折磨死。鲁迅在这篇小说的译者附记中指出： “菊池宽的创作，是竭カ的要掘出人间性的真实来。”《复仇者的话》讲的是ー个替父报仇的复仇者，在他终于找到宿敌时，面对宿敌的忏悔和束手待毙的行为，自己突然感到索然无味。心想：杀ー个后悔着他的过失，自己也否定了自身的生存的人，这算什么呢？ “鲁迅引用日本评论家南部修太郎的话，对《复仇者的话》作出这样的评论：菊池宽作品的人物有时为冷酷的利己家，有时为惨淡的背德者，同时，我不能憎恨他们，不能呵骂他们。这就因为人的恶的性格或丑的感情，越是深锐地显示出来时，那藏在背后的更深更锐的活动着的他们的素质可爱的人间性，打动了我的缘故，引近了我的缘故。”
1929年，开明书店出版发行了章克标编译的《菊池宽集》。其中收有菊池宽10篇小说《藤十郎之恋》、《若杉裁判长》、《投水救助业》、《羽衣》、《岛原心中》等。在这10篇小说中，以《投水救助业》为最精。写一个家住河边开小茶馆的老太太，由于救起跳河的人而受到警察的赏钱。于是，灵感来临，以此为业，并把赏钱攒了起来。十几年下来，老太太居然也攒了一些钱，原本打算为女儿招婿，却没想到女儿与情人携款私逃。老太太绝望之扱，跳下河去自杀，却又被別人救起……。小说运用喜剧的表现手法叙述的是一个普通平民的生活遭遇，内中却埋着深深的悲哀。
20世纪20年代以后，菊池氏渐渐改变了创作方向，开始了通俗小说的创作。并很快成了日本文学的核心人物。中国也译介了他的通俗小说，如《第二次吻》、《新珠》、《结婚二重奏》等等。菊池宽的通俗小说大都取材市民家庭的婚姻恋爱，表现了市民的欣赏趣味。因而很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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